四十年前，科学家首次发现人类活动正导致地球上空的臭氧层严重破坏。今天，当我们抬头望向天空时，那曾经令人担忧的“臭氧洞”正在逐步愈合。这一成果不仅归功于科学家的发现，更得益于全球罕见的紧密合作。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的成功实施，为应对全球环境危机提供了宝贵的范例。美国自然杂志发表了评论文章《Do look up: how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losed the ozone hole》让我们有机会再次回顾这一段伴随我们的记忆。
一次意外的发现，引发全球警觉
1985年，英国南极调查局的科学家乔·法曼（Joe Farman）及其团队，在南极上空发现臭氧浓度急剧下降。这一“臭氧洞”的出现，证实了此前人们对氯氟烃（CFCs）危害的猜测。这些常用于喷雾剂、冰箱、空调的化学物质，在高空中会分解出氯原子，进而破坏臭氧分子，削弱地球对紫外线的屏障。
更早在1974年，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家马里奥·莫利纳（Mario Molina）与谢伍德·罗兰（Sherwood Rowland）指出氯氟烃（CFCs）对平流层臭氧的危害。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早期学者如詹姆斯·洛夫洛克（James Lovelock）等人的基础之上。洛夫洛克发明了一种电子捕获检测器，使得检测大气中极低浓度的化学物质成为可能。莫利纳与罗兰指出，CFCs虽然稳定、惰性强（因此被工业广泛采用），但在地球高空会分解，释放出氯原子，这些氯原子会破坏臭氧分子。然而，直到法曼的实地观测结果公布，全球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。
当时，全球的环保意识与环境法规正在迅速上升。1978年，美国率先禁止在喷雾罐中使用CFCs。各国政府随后开始商讨阻止臭氧层破坏的集体应对方案。就在法曼团队发表研究成果前几周，1985年3月，超过20个国家签署了《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》，呼吁各国“在可行最大限度内”控制臭氧消耗物质（ODS）的排放，并开启后续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的谈判。
从警告到行动：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的诞生
就在法曼团队论文发表前不久，已有20多个国家签署了《维也纳公约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》，承诺控制臭氧消耗物（ODS）的排放。
1987年，《蒙特利尔议定书 Montreal Protocol》正式出台，成为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环境协议。各国承诺在1999年前，将主要CFCs的生产和使用量减少至1986年水平的一半。
协议采用了“循序渐进”的策略：以温和起步，边实施边评估，逐步扩大减排范围。更重要的是，协议设立了资金机制，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与财政支持，帮助其同步淘汰ODS。这种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机制，奠定了全球合作的基础。
在蒙特利尔议定书出台后的几年，中国也拍摄了第一部真正以环保主题为故事内容的科幻电影《大气层消失》唤起了很多人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。
成果显著：臭氧层正在恢复
根据最新数据，截至2024年，全球ODS排放量较1989年高峰期下降了99%。如果各国继续履约，臭氧层有望在本世纪中叶恢复至1980年前的水平。
这一成功不仅改善了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，也验证了全球协作的力量。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被广泛认为是史上最成功的环境条约之一。
反观气候议题：为何更难？
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同样紧迫，国际社会在应对上却步履蹒跚。两者的差异，首先在于问题复杂程度。ODS的使用相对集中，替代品易于开发；而化石燃料则深嵌于现代经济的方方面面，取代成本高昂、路径漫长。
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家苏珊·所罗门指出，1980年代全球CFC工厂总估值约10亿美元，而目前全球的化石能源基础设施价值高达40万亿美元。更何况，长期以来，化石能源产业还积极阻碍气候科学的传播，削弱公众共识与政策推动。
启示：科学与信任是关键
尽管挑战重重，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仍为当今环境治理提供了三点核心启示：
- 科学为基础：政策制定必须建立在透明、可信的科学评估之上。
- 信任为纽带：只有各国之间建立基本互信，协作机制才能发挥作用。
- 机制需灵活：渐进式目标、动态调整与资金支持相结合，有助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共同推进。
事实上，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的模式也为《巴黎协定》等气候条约提供了借鉴：鼓励各国“量力而行”，逐步提升减排目标，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支持。
写在最后：希望仍在前方
当前，全球正面临塑料污染、生物多样性丧失、气候变暖等一系列交织危机。臭氧层的“修复之路”提醒我们：科学与国际合作仍是最强大的武器。只要全球秉持科学精神、坚持公平原则、重建信任机制，我们依然有能力应对未来的环境挑战。
正如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所证明的——即使身处一个分裂的世界，只要团结一致，奇迹就能发生。
